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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忙,没心思休闲”

2018-08-23 14:56 | 作者: | 来源:
提及休闲,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时间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忙,也成为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。

  (原标题: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:73.7 带薪休假成国民休闲最大难题)

  导读:

  国民休闲时间不足,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带薪年休假。不过,该制度正式施行8年以来,人们依然对此“既爱又怕”。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近一年来,真正享受带薪休假并且时间达标的受访者仅占17%,而且,面对权益被侵犯,敢怒又敢言者不足一成

  “60分,勉强及格吧!”作为北漂一族,今年是王平工作后第一次与父母一起过中秋,但是对这次休假的情况评价并不高。问题主要出在哪儿?她的回答是,兴趣不同,观念不同、玩不到一起。

  据王平介绍,中秋三天假,因为手头还有工作要处理,再加上考虑到父母年纪比较大,原本计划本着轻松、好玩、不累的原则,只在天津随便玩一天,但让她没想到的是,虽然她有她的计划,但老人也有老人的想法,最终结果就是“各种平衡,各种累。”

  王平对于休闲生活的感受并非个例。时间、金钱、兴趣爱好、身体状况,等等,多种因素都在左右着人们的休闲生活。

  我的休闲谁做主?兴趣爱好首超时间与金钱

  2016年8月至9月,《小康》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,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,对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进行了调查。经过对调查结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,得出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为73.7分,比上年提高了1.2分。

  中国休闲小康指数的评价主要是从休闲观念、休闲支出、休闲方式和休闲时间等4个方面进行的。在本年度中,中国休闲观念指数、休闲支出指数、休闲方式指数和休闲时间指数分别为74.3分、77.4分、74.9分和68.2分,比上年分别提高了1.1分、1.3分、1.3分和1.0分。

  通过数据梳理,不难发现,国民的休闲观念明显增强。调查结果显示,认为自己的休闲观念比较强的受访者占比高达51%,认为自己的休闲观念非常强的受访者占比17.7%,分别比上年提高了8.7%和11.8%。同时,人们对国民休闲观念的总体评价也在提高,有37.7%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休闲观念比较强,12.5%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休闲观念非常强,分别比去年增长了17.3%和9.5%。

  调查结果还显示,国民对自己的休闲状况满意度也在逐年提高。在回答“从休闲时间、休闲方式、休闲支出、休闲观念等方面来衡量,您对自己的休闲状况满意吗?”一题时,56%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,比上年度大幅提高了21.8个百分点;22.3%的受访者直言非常满意,比上年度提高了18.4个百分点;自我评价一般的受访者占比18.7%,比去年大幅下降了22.1个百分点;仅有2.5%的受访者对自己的休闲状况表示不太满意,0.5%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,分别比去年下降了16.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。

  金钱无疑也是影响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因素。在近几年的“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中,休闲支出指数在经历了连续三年下滑后,在2016年再度由降转升,有39.8%的受访者表示,与去年相比,今年在休闲方面的支出更多了,32.9%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家的休闲支出偏高,两个指标分别比去年提高了13.3个百分点和17.9个百分点。

  另外,随着社会进步、时代变迁,中国人也越来越重视休闲生活的品质,兴趣的广泛与充沛,可以使人在进行休闲选择时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方向。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兴趣爱好首次逆袭时间与金钱,成为左右人们休闲方式选择的首要因素,54.3%的受访者表示会受到该因素的影响。可以说,人们距离“我的休闲我做主”又近了一步。

  忙!忙!忙!超七成受访者超时工作

  提及休闲,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时间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忙,也成为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。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影响国民休闲满意度的因素中,“忙,没心思休闲”高居榜首,有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工作忙、压力大严重影响着自己的休闲满意度。

  工作忙是中国职场的常态,在本次调查中,75.9%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情况,其中45.5%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-50个小时,21.2%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-60个小时,6.2%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-70小时,1.9%的受访者每周需工作80个小时以上,只有24.1%的受访者能够真正享受到“八小时工作制”,即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。

  与之相应的便是过劳。今年6月30日一早,朋友圈被一则消息刷屏: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29日在北京地铁站台上突然晕倒,不幸去世;当日中午,又传来南方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金丹教授猝死的噩耗;接着,便是一份十大猝死危险行业名单在网络上疯狂转载。

  过劳猝死,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反响,究其原因在于,它与普遍有闲社会的大背景格格不入。“普遍有闲”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提出的一个概念,在他看来,“闲”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,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并行发展。而近几年的“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结果显示,自认为属于“有钱有闲”或者“没钱有闲”的受访者占比正在逐渐走高。

  “普遍有闲社会”为何频频出现过劳猝死现象?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对此曾发出经典一问——时间是自由的,人也是自由的吗?

  卢梭也曾说过,人是生而自由的,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纵观中国当下大众生活,不难发现,人们总是在被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枷锁所羁绊。

  “工作超时,加班过多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现如今这样的发展阶段,劳资关系的不对等。”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黄璜分析认为,正是这种力量上的不对等实际上导致了人们加班过多,加班必然挤占人们的休闲时间。

  另外,中国人很忙,除了忙工作,还在忙家务。“由于中国很多保障体系不是非常完善,例如养老、学前教育等,中国居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,照顾老人和未成年的儿童。”黄璜表示,增加休闲时间,需要从多个方面同时着手。

  享受带薪休假有多难?

  如何增加国人的休闲时间?让带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地无疑是个既可行又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  据了解,虽然我国假期数量不断提升,休假政策不断完善,但人们的休假质量并不理想。按照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、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,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,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。根据工作年限不同,职工可以享受的年休假也有所不同,按照相关规定,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,年休假5天;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,年休假10天;已满20年的,年休假15天。另外,为了保障部分职工因为工作需要不能休年休假的权益,相关条例还规定,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,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%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
  然而,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近一年,真正享受带薪休假,并且时间达标的受访者仅占17%;21.7%的受访者未能休假,只是拿到了工资补偿;50.6%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有休假,但是时间不达标;另外有10.7%的受访者最“悲催”,不仅未能享受休假待遇,也没有工资补偿。

  目前,我国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仍是2007年颁布、2008年正式施行的。8年时间过去了,说起带薪年休假,人们依然是“既爱又怕”。本次调查显示,对于带薪年休假,35.6%的受访者表示是每个劳动者都应该享受的权利,33%的受访者认为是大部分劳动者希望获得的福利,而与之相对应的,也有33.6%的受访者表示职工能否享受主要取决于单位老板的态度。

  更糟糕的是,在回答“有的用人单位担心员工扎堆休假,影响生产和工作,索性当其不存在。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做?”一题时,仅有7.4%的受访者表示正当权益必须维护,大不了辞职不干。而余下的超九成受访者中,39.2%的选择尽力争取,但争不到也没办法;37.6%的为了保住工作,选择了忍耐;15.8%的因此类现象较为普遍,选择了无为放任的态度。

  休假制度难以真正落实,自然有它的现实困境。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评选出了“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地难的三大因素”,得票率从高到低依次为:国家政策制度上的空白与漏洞成为落实政策、法规的阻碍;企业发展压力大、竞争太过激烈;国民的传统观念不重视休假,不重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  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政策落地至关重要,黄璜这样告诉记者,“为什么国外的带薪年休假制度能够得到较高质量的落实,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达国家在相关制度方面有很多的具体安排。比如澳大利亚规定,除了四周以外的带薪年休假可以以货币的方式进行置换外,四周以内的带薪年休假根本不允许以工资补偿的形式进行置换;比如有的国家规定,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必须当年休完,不能拖到第二年;比如有国家规定,必须保证时间上的连续性,以此确保人们将带薪年休假用于休假……”

 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辉对此也深表认同,不过,在他看来,其中最难破解的仍是第二个问题,即竞争激烈,企业压力过大,没有动力落实带薪休假,“不是企业老板不愿意让员工休假,关键是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太多。”在他看来,这不仅仅是个别制度的问题,更是一个综合问题,需要从社会保障、社会福利等多个层面综合考虑,齐头推进。

  近日,为推动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地,呼吁领导带头休假的声音日渐高涨。黄璜与张辉对此均表示认可,认为领导带头休假,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这项制度的贯彻落实,但他们同时也一再强调,领导带头休假,更多的是种垂范效应,在中国现阶段,带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地还需刚性的制度约束。

  2013年发布的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(2013-2020年)》中明确提出了2020年基本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目标,张辉对此直言,“没信心。”他的理由是,要想完全落实,首先需要整个社会扭转对休闲度假的观念认识,“如果社会主流思想提倡的仍是大干苦干、大干快上,大家追求的首要目标仍是生产、发展、增长的话,那落实起来太难了。”

  门票依赖 顽疾难除

  旅游,一直都是国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之一。在“国人最常采用的十大休闲方式”榜单中,旅游已经连续三年位居榜首。

  调查显示,最近一年来,39.6%的受访者有两次旅游经历,33.4%的受访者有一次旅游经历,10.2%的受访者有三次旅游经历,8.2%的受访者有三次以上旅游经历,没有旅游经历的受访者仅占比8.6%。

  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,国人最向往的境内旅游目的地是云南,其次是西藏,再次是海南,新疆、内蒙古、上海、北京、四川、浙江、青海分列第四至十位。国人最向往的境外旅游目的地是法国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,其次是如马尔代夫之类的海岛,再次是东南亚,北美、北欧四国、韩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、港澳地区、日本、中国台湾分列第四至十位。

  去旅行的人,可能会比较关注景区的价格。刚刚从青海旅游归来的刘强向记者抱怨,“与景区美景和服务相比,300多元的各种门票收费感觉还是太贵了。”

  太贵了!这一感觉并非偶然。“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已连续四年,每年都有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国内景点门票偏高,希望降价。

  3个月前,由于云南丽江大研古城计划把向每名游客收取的古城维护费从80元提高到120元,引发游客不满,古城内众多商铺也集体闭门谢客,丽江再度成为舆论场里的一个焦点。

  围城收费,有客观因素。据了解,为了维修丽江大研古城,当地已经背负高达15亿元以上的债务。但是,欠债就一定要围城收费吗?诚然,维护费涨一涨,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立竿见影。但长远看,收费加重游客负担,影响景区口碑,因涨价而引发争议,不可避免地减少对游客的吸引力,最终还要反映到当地财政上。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,让景区收费或者涨价的负面影响成倍增加。其结果,很可能会让旅游景区损失更大。

  对此,学者也是一片批评:不要在门票上做一锤子买卖;此举无异于杀鸡取卵,留住游客才是长远之策;必须走出门票依赖……

  其实,不只是丽江,每逢旅游高峰,各地景区各种变相涨价行为屡禁不止。如何破除门票经济的“涨价依赖症”,黄璜直言,难度很大。

  “中国的景区价格,总体来讲,肯定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。在很多国家,他们的景区管理按照景区性质有所区别,例如像迪斯尼乐园这类的,它属于纯粹的商业投资,门票也遵循市场规律,由市场决定,而像自然遗产、文化遗产这类景区,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同财富,属于公共产品的一部分,所以一般会采取低价格甚至不收门票。但在中国,我们的景区,公共产品私人化现象非常普遍,管理上基本都是企业占地为王,垄断资源。一方面,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,门票涨价它有内生冲动,另一方面,也容易出现部分景区过度投资的现象,例如一些景区的五星级酒店等高奢服务配套等。中国景区的这种管理体制不改变,门票依赖症就很难根除。”

  文明休闲是一种必修课

  “您最无法容忍的不文明休闲行为是什么?”是“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的一个保留题目,每年我们都会通过调查评选出人们最无法容忍的五大不文明行为,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,让宠物或者孩子随地大小便排在了第一位,排名第二至五位的依次是:不遵守当地习俗或民族习惯、乱扔垃圾、不遵守秩序以及随地吐痰。

  休闲本身就是一种怡情养性的行为,注重礼仪,文明休闲,应该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然而,屡屡令人皱眉的不文明现象就像一面镜子一样,映射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:对于有些人而言,他们还远远没有完成文明出游这门休闲的必修课。

  据悉,为惩戒旅游不文明行为,去年5月,国家旅游局制定了《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》,正式推出了游客“黑名单”制度,截至目前,全国共有22名游客和一名旅游从业人员被列入“黑名单”。

  “拉黑”真的有效吗?此消息公布后,迅速引起舆论关注,人们争议不断,支持与反对声音皆有。“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”调查显示,47.3%的受访者认为将文明出游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,值得叫好;33.9%的受访者则认为此举力度太小;4.7%的受访者建议加强惩罚措施;4.2%的受访者认为这事儿法律管不了,一份名单也管不住;另外还有9.9%的受访者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项制度措施。

  张辉也属于为其叫好的一员,在他看来,文明行为的习惯养成需要一个过程,而在这个过程中,政策引导必不可少。

  张辉提醒称,不要小看这种来自舆论的压力。“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中。这种来自身边人、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,在中国这样一个‘熟人社会’中表现得尤其明显。”(来源:《小康》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作者:刘彦华)

  (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。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研究员王知凡对本文亦有贡献)

  “工人在线”责编:刘晓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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